短的裙，短的文

一

坐地铁公交，适宜读什么样的书呢。篇幅要短，最好是超短裙那样，看得见春光乍泻。选择长篇小说最拙劣，即使有书签的帮忙，也得在开始读时，想想之前的内容。不如短篇幅的文字，一站路，阅尽芳菲。

第二要有趣味。乘车本是乏味的事，旁边有个美女除外。但总不能盯着美女吧，一篇饶有趣味的文字，也许能把粘在美女身上的目光拽回来。美女我很少遇见，堵车倒是不少。堵车啦、等人啦、生病啦，是我们给上帝缴纳的附加税。这些意外的支出，可以用读书来平帐。有趣味的书，能使人觉得难以忍受的一些事，快点过去。

还要平装，决不要硬皮的。拥挤时，可以卷着攥在手中；也可以枕在脖后假寐，偷眼观瞧刚上车就注意到的那个少女。硬皮书，枕着不舒服，容易滑落地上，大减绅士风度。

诗人和翻译家黄灿然先生所著的《格拉斯的烟斗》恰好是这样的：报纸专栏结集，既是专栏，当然短。主要改写（关于文学的）网上英美报刊文章。黄先生说，“我尽量把文章写得机智风趣，让你得到几分钟的享受，但是如果你读原文，可能要花半小时甚至两三小时，而且读得疲惫不堪，或享受远远被沉闷抵消。”

实事上，我在从中关村到东四的地铁上读完了大半，很愉快。

二

周作人晚期的文字，因为抄书过多，被戏称为“抄书体”。这个“抄书”，需极高眼光，不然何以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，抄来好文妙文呢。黄灿然去网上抄，他说他的文字来自别人，别人要忍受“被撮要、被转述、被直译、被曲译、被评论、被压缩、被稀释、被挖苦、被戏仿、被虚拟成假黄灿然之名的文章。”他假作家和批评家弗吉尼亚.伍尔夫的妙言，把自己的书比喻成一张不平衡的桌子，把序和跋比喻成啤酒垫，轧住桌脚。那么书评呢，尽管黄灿然在《批评的故事》、《如此书评家》和《见经理》三篇短文里，揶揄书评家，我还是忍不住胡说两句。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.凯恩评论某书说，读它象吃大蟹，费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挖出一点蟹肉。显然，黄灿然摆上了剥好的蟹肉，我希望我的评论，是蟹肉旁边的红酒和一小碟醋。

我丝毫看不出黄灿然的文字取材于网络。网络上的多数文章都很“一次性”，象一次性筷子、一次性爱国、一次性幽会等等；也不能说没用，但没法子重复，象安全套、手纸、牙签、注射针头等等。用不了几年，原文湮没、无人问津，黄灿然的文字却仍值得再读。他象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，把别人冗长的文章截取成超短裙，裙底下，闪着诱人的内容，还是欧美风情，别人却把它盖住了。

其实都是些文人八卦。浓缩一下，阐发一下，读者就看到了欧美文坛的两面：绅士派头的鸡尾酒会或闹哄哄的跳蚤市场。我更爱读间或插进的中国话题。例如他说《纽约时报》的某篇书评提到中国以前的很多现象：“西方电影最初进入大陆时，观众对性爱场面中的叫床声瞠目结舌。”如今中国人见多识广，不会对此诧异了。中国人想听的是象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那类声音：“我知道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我还是要说。你拿我怎么着！”

当然也有沉重的。黄灿然写杨益宪和奥登晚年的孤寂，“一个中国大翻译家，一个英国大诗人，最后剩烟酒二友，生命已是炉火纯青，也接近万念俱灰。他们把能量彻底消耗，剩下余烬。这意味着他们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。反观晚年高朋满座者，不免有种未燃尽、甚至未燃的遗憾，那才叫凄凉。”奥登诗集最后一句：goodness is timeless（善无终）。黄灿然说，“他们的作品即是一种善举，而善无终。”

姑娘的裙子有长短，文字的寿命有长短。黄灿然改写那些裹脚布文章，原作者理应感谢他的善举。